屠呦呦獲獎，人民日報這三篇文章應該看一看
屠呦呦獲得諾貝爾獎，讓國人振奮。但隨之而來的是很多追問。
有人說：屠呦呦獲諾獎打破了幾個中國記錄——中國大陸第一個自然科學領域諾獎，女科學家，土生土長未出國不會英語的科學家，未獲院士的科學家，研究工作沒有發表過SCI論文(國際期刊)的科學家，中醫科學家（來自朋友圈，轉自九三學社中央科普委副主任、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鈕文異教授分享）。
著名科學家饒毅在博客和微信公號（知識分子）中發問：
屠呦呦做出舉世公認的成就，為什麼沒有得到任何國內的重要認可，沒有大獎、沒有科學院院士、工程院院士榮譽稱號？屠呦呦在1970年代做出重要成就，條件很差、經費有限，今天我國的經費大增，用於支持什麼工作，什麼人？我國的體制，在浪費錢，還是能夠出現更多的重要工作？我國的文化，是在壓制人，還是能夠支持更多的屠呦呦、張亭棟？我們應該麻木不仁，繼續浪費，還是深刻的反思、實際的改革？我國科技界由無德、無才、無能主導的現象，是否應該得到改變？
饒毅老師的這些追問，犀利又具體，都是大家十分關心的。相信每個對國家發展有期待的網友，在閱讀屠呦呦相關新聞的同時，這些疑問會不由自主地一個個冒出來，大家的追問是從內心壓不住的。
不僅是對國家、體制的追問，也許，圍繞屠呦呦獲獎，一些細枝末節的問題也會成為熱議的話題。比如，諾貝爾獎評選委員會將屠呦呦作為青蒿素研究的代表，獎項頒給了她一個人，其他人會不會質疑、不滿，會不會有人認為“不能把團隊的成果歸於一個人” ？身處現實的中國，這些問題繞不開。
我對這些話題，也十分感興趣。一篇一篇相關文章讀下來，還是覺得，我的同事趙永新在2011年秋屠呦呦獲拉斯克獎時，在人民日報發過的三篇系列評論最為精彩。趙永新老師通過這三篇文章，對上述問題都有針對性回答和分析，特此分享給大家。
注：“柏木釘”為趙永新筆名。趙永新為人民日報經濟社會部記者，他曾第一個報導了圓明園防滲事件，當時在全國引發強烈反響。
原載人民日報2011年10月13日第16版科技視野“科技雜談”欄目
作者：柏木釘
屠呦呦獲獎引發的思考之一——
一人獲獎不公平嗎
前不久，拉斯克基金會把2011年度臨床醫學研究獎授予中國中醫科學院研究員屠呦呦，以表彰其在治療瘧疾的青蒿素研究中的貢獻。這是被譽為美國諾貝爾獎的“拉斯克獎”設立65年來，首次授予中國科學家。
這一遲到的國際認可在國內引發的，除了自豪、興奮，還有不絕於耳的爭議，和值得傾聽的反思。
屠呦呦的獲獎，給中國科學界帶來的應該不僅僅是一座獎杯。透過這面多棱鏡，探討分析其折射出來的現象與問題，對於推動我國的科技事業更好更快地發展，不無裨益。
“不能把團隊的成果歸於一個人”；“把獎頒給她一個人，對項目的其他參與者不公平”……自屠呦呦獲得拉斯克獎以來，類似的言論就不絕於耳。
我們不妨對青蒿素研究的歷史稍作梳理——
1967年5月23日，中國政府啟動“523項目”，旨在找到克服抗藥性的新型抗瘧藥物。科研人員篩選了4萬多種抗瘧疾的化合物和中草藥，但沒有找到令人滿意的結果。1969年1月，年輕的實習研究員屠呦呦，以組長的身份加入該項目。經過200多種中藥的380多個提取物篩選，該小組最後把焦點鎖定在青蒿上。受東晉葛洪《肘後備急方·治寒熱諸瘧方》中“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漬，絞取汁，盡服之”的啟發，屠呦呦改用沸點較低的乙醚提取青蒿素。1971年10月4日，她成功得到了青蒿中性提取物“191號樣品”，該樣品對鼠瘧、猴瘧瘧原蟲的抑制率為100%。
1972年3月，屠呦呦在南京召開的抗瘧藥內部會議上首次公開報告的全部內容，引起參會人員的極大興奮。在這一研究成果的啟示、鼓舞下，雲南藥物所的羅澤淵與山東中醫藥研究所的魏振興，也分別提取到含量更高的青蒿素。在此後的臨床應用、結構測定和新藥研發中，廣州中醫藥大學的李國橋、中科院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的周維善、中科院上海藥物研究所的李英等也作出了重要貢獻。
不難看出，長達10多年的青蒿素研究的確是協作攻關的集體結晶。故此，屠呦呦在獲獎感言中一再表示：“我想這個榮譽不僅僅屬於我個人，也屬於我們中國科學家群體，” “榮譽也不是我個人的，還有我的團隊，還有全國的同志們”。
拉斯克評獎委員會之所以把獎杯頒給屠呦呦，所依據的是三個“第一”：第一個把青蒿素帶到523項目組，第一個提取出有100%抑制率的青蒿素，第一個做了臨床實驗。
以“第一”論英雄，也是其他國際科學獎項所遵循的共同原則。在歷屆諾貝爾科學獎中，就不乏這樣的例子：2002年諾貝爾化學獎頒給了提出“測定生物大分子質量原始思想”的日本科學家田中耕一，比他晚一兩個月發明更有效的測定方法的德國化學家米夏埃爾·卡拉斯和弗倫茨·希倫坎普只好望洋興嘆；2008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頒給了首次發現“人類免疫缺陷病毒”的兩位法國科學家西諾西和蒙塔尼，另一位為“發現人類免疫缺陷病毒”做出重大貢獻的美國科學家蓋洛則名落孫山；2009年諾貝爾物理獎，頒給了光纖通信的發明者高錕，而不是後來突破光纖工藝、實現產業化的美國康寧公司與日本仙台大學的學者……
以“第一”論英雄，並不是推崇“個人主義”、否定其他參與者的功勞，而是旨在強調第一發現者在科學研究中獨一無二的貢獻。在探索未知世界的茫茫黑夜中，是第一個發現者或發明人開啟了希望的大門，為後來者找到了通往成功的路徑，其地位和作用無可替代。試想，在青蒿素研究中如果不是屠呦呦發現了青蒿素的提取方法，之後的結構測定和藥物改良就無從談起，“東方神藥”不知何時才能誕生。
科學研究不是“記工分式”的簡單勞動，而是不折不扣的智力冒險。只有尊重“第一”、崇尚“首創”，才能激發更多的勇者不畏艱難，向著光輝的頂點執著攀登。如果在科技獎勵中採取“人人有份”的平均主義，不僅不公，而且有害：這樣做不僅消解了第一發現者或發明人的價值，也會打擊他們的創新積極性，阻礙重大原創成果的產生。
原載人民日報2011年10月17日第20版科技視野“科技雜談”欄目
作者：柏木釘
屠呦呦獲獎引發的思考之二——
三流條件何以創造一流成果
“在人類的藥物史上，我們如此慶祝一項能緩解數億人疼痛和壓力、並挽救上百個國家數百萬人生命的發現的機會並不常有”——在2011年拉斯克獎頒獎典禮上，斯坦福大學教授露西·夏皮羅以這樣的表述，高度評價青蒿素的發現。
讓國際同行感到震驚的是，這一“20世紀下半葉最偉大的醫學創舉”，卻是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完成的。正如2002年美國《遠東經濟評論》雜誌在《中國革命性的醫學發現：青蒿素攻克瘧疾》一文中所說的那樣：“真正讓外國同行們刮目相看的是，中國研究人員在進行高尖端的科學實驗時，使用的全都是西方國家早就棄之不用的落後儀器。”
據屠呦呦介紹，當年是“要什麼沒什麼，只能買來7個大缸，在幾間平房裡用土法做提煉”。就是在這樣異常落後、極端艱苦的條件下，屠呦呦等年輕的科研人員懷著“為國家做貢獻”的激情與夢想，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歷經無數次失敗，終於研製出挽救了數億瘧疾患者的“東方神藥”，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尊重。
一位年輕的科研人員在網上留言：向屠呦呦等老一輩科學家致敬！現在的科研條件比以前好多了，可怎麼就難得做出世界級的領先成果呢？
他給出的答案是：我們這個年代的科學家大多數都太浮躁了，往往不能靜下心來挖掘原創的成果。
這話可謂一語中的。前不久在第五屆973計劃專家顧問組成立大會上，榮譽組長周光召坦言：我現在特別憂慮的就是急於求成的浮躁狀態。有的弄虛作假，有的為追求論文數量而不管質量、效果，結果就是只跟著別人走。由於急於求成、過於浮躁，雖然我國發表的科研論文數量連年遞增，跟踪的速度越來越快，但就是缺乏能開闢新領域的重大原創成果。
科技界的浮躁現象之所以難以改變，現行的科技管理體制難辭其咎。比如，科研項目政出多門、申請程序過於復雜繁瑣、評估考核過於頻繁，導致科研人員把大量精力耗費在申請項目、應付檢查上；在考評機制上過分看重論文數量，許多單位還把論文與獎金、晉升等掛鉤，致使科研人員只求數量不顧質量，甚至不惜造假。難怪許多科研人員呼籲：盡快改革科技管理體制，給科研騰出一片淨土，鼓勵年輕人安安心心地做科學！
在期待體制盡快改善、環境及早淨化的同時，科研人員也應自勵自省，多向屠呦呦等老一輩科學家學習，能抵得住誘惑，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潛心研究、攻堅克難。畢竟，現在的科研條件比當年好了許多；而體制的改革、環境的完善尚需時日。與其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
非寧靜無以致遠，非淡泊無以明志。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饒毅曾就青蒿素的研究歷史進行深入調查，他的這段話意味深長：青蒿素的科學史在今天最大的啟示是“紮實做事”。發現青蒿素的工作不是天才的工作，而是平凡的人通過認真的工作，在條件有限的情況下做出了傑出的成就。
原載人民日報2011年10月24日第20版科技視野“科技雜談”欄目
作者：柏木釘
屠呦呦獲獎引發的思考之三——
為什麼落選院士
■評選是否客觀、公正，不僅事關院士群體自身的尊嚴和公信力，更影響著廣大科技人員的努力方向和工作熱情，甚至海外留學人員的來去選擇
因為沒有博士學位、留洋背景和院士頭銜，屠呦呦被戲稱為“三無”科學家。無博士學位和留洋背景是“文革”前的歷史條件所致，落選院士則值得探究。據了解，前些年屠呦呦曾幾次被提名參評院士，但均未當選。
像屠呦呦這樣做出國際認可的重大科學貢獻而落選院士的，在我國並非個案：“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比袁隆平晚一年當選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的中科院上海系統所研究員李愛珍，享譽海內外的北京大學生命科學院教授饒毅……
這些人是因為學術水平不高、科學貢獻不大而落選院士嗎？答案顯然不是。從上述幾位“落選院士”的治學為人風格中，人們或許能得到一些啟示。袁隆平至今仍像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一年到頭大部分時間扎在水田裡研究超級水稻；李愛珍數十年如一日呆在實驗室裡搞研究，如果不是因為她當選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恐怕還不為社會所知；屠呦呦除了“不善交際”，還“比較直率，講真話，不會拍馬，比如在會議上、個別談話也好，她贊同的意見，馬上肯定；不贊同的話，就直言相諫，不管對方是老朋友還是領導”（屠呦呦的老同事李連達院士語，筆者註）；饒毅則是出了名的“敢講話”，研究之餘還在自己的博客和國內外媒體上撰文，批評中國科技體制的弊端、教授不聽講座的浮躁學風等。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四川大學副校長魏於全、中國農大原校長石元春、哈爾濱醫科大學校長楊寶峰，雖然因涉嫌學術造假而屢遭檢舉、質疑，卻依然穩坐院士的寶座；相當比例的政府高官和企業高管，順風順水地當上了院士，風光於政、學、商諸界。
作為“國家設立的科學技術（工程科學技術）方面的最高學術稱號”，兩院院士的評選無異於風向標、指揮棒，具有無可替代的引領、示範作用。其評選是否客觀、公正，不僅事關院士群體自身的尊嚴和公信力，更影響著廣大科技人員的努力方向和工作熱情，甚至海外留學人員的來去選擇。
默默工作、不善交際、敢講真話、貢獻卓著的落選院士，涉嫌造假、擅長公關、有權有錢的卻順利當選、風光無限。兩相比照，向社會傳遞了怎樣的信號？給公眾造成了怎樣的印象？
是該檢討、改進兩院院士的評選標準、方法和程序的時候了。
BBC 中文網（繁體）
84歲的中國中醫科學院藥學家屠呦呦獲得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暨醫學獎後，觸發了中國媒體及公眾對於中國院士制度的檢討。屠呦呦雖然因為領導研製抗瘧藥——青蒿素和雙氫青蒿素並屢獲國內外獎項，但她先後多次被提名參選中醫科學院院士卻一直落選。而且由於她沒有博士學位、留洋背景和院士頭銜，因此又被稱為是「三無科學家」。
http://bbc.in/1QV1ILC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