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臺灣原住民不僅能了解臺灣本身的人類史，同時也對了解日本到南洋各民族的演變也有很大幫助。鳥居龍藏留下來的研究成果真的很重要！歡迎來閱讀我們今天公開的文章。
改變臺灣的日本人系列：臺灣原住民族研究的先驅——鳥居龍藏（古川勝三）
https://www.nippon.com/hk/column/g00482/
改變臺灣的日本人系列：臺灣原住民族研究的先驅——鳥居龍藏（古川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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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前的影像成功解讀問世
1990年，在東京大學的總合研究資料館標本室中，偶然間發現了一個紙箱，裡面裝滿了大量的攝影乾板負片。
沖洗出來的照片，顯現著亞洲各個地區百年前的樣貌，經過調查後得知，這些珍貴影像大多是出身日本德島縣的鳥居龍藏所拍攝。由日本政府資助，13名專家發起了「鳥居龍藏博士攝影乾板影像再現計畫」，目的在於重現、保存與調查這些影像。
乾板相機（提供：古川勝三）
但要研究這些影像在何時何地拍攝，又是為何而拍攝等等問題，由於缺乏可供參考的資料，解讀工作極為困難。所幸2000年時，在德島縣立鳥居龍藏博物館中，發現了數萬件鳥居龍藏未公開刊登的手稿、日記、田野日誌、素描、圖畫及標本，其中包含東京大學所發現的玻璃乾版負片的相關資料。經過研究之後，成功解讀了2545張乾板負片，其中佔最大比例的，便是臺灣原住民族的相關影像，多達824張。
自小在家獨自學習，後投身人類學研究
1870年4月，鳥居龍藏出生於現在德島市東船廠的富裕商家，天生擁有強烈的求知慾，喜好獨自遊玩，進入小學無法適應而退學，之後小學到中學的課程都是自修完成，極有效率地獨自學習國語、漢文、英語、生物、地理、歷史等等科目，為往後的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礎，但由於幼年時期缺乏團體生活的經驗，也產生一些負面的影響。成人後的鳥居曾經自述：「我不太喜歡外出與人交際，因為這種個性，除非必要，否則完全不會主動拜訪前輩或朋友。」
鳥居龍藏（提供：古川勝三）
1886年，坪井正五郎――之後成為東京帝大理科大學人類學的首任講座教授――成立了東京人類學會，時年16歲的鳥居立即加入，成為會員。2年後的1888年，在坪井登門造訪後，鳥居下定決心，將人類學當作一生的志業。鳥居不惜拋棄所繼承的家業，全心投入當時研究前景尚未明朗的人類學研究，於1892年前往東京定居。
成為東京帝大人類學教室標本整理專員的鳥居，在坪井的身邊展開正式的研究生涯，此時坪井29歲，鳥居23歲。鳥居在坪井的指導下，從事人類學研究，另一方面，在理科大學修習動物學、進化論、古生物學、地質學；在醫科大學授課教師的講解之下，學習解剖學、胚胎學，盡情地吸收各類廣泛的知識。在課堂和實作的反覆鑽研之中，發生了一件重大的歷史事件，那就是1894年7月日本與清帝國開戰，翌年4月17日於日本下關簽訂清日講和條約（又稱「馬關條約」），日本藉由此條約，獲得遼東半島、臺灣和澎湖群島的領土所有權，因此有必要對遼東半島進行調查，鳥居自告奮勇，募集所需費用，進行了首次的海外調查。當時鳥居獨自前往遼東半島，從1895年8月到12月，進行採集調查，發現支石墓、遼代的遺跡等，此珍貴的體驗，對當時25歲的鳥居來說，可謂影響極為深遠。
日本政府領有臺灣之後，創設臺灣總督府，開始實行統治，但完全沒有臺灣的相關資訊，因此總督府委託東京帝大理科大學，針對動物、植物、地質、人類等4個領域，進行調查。當時一般日本人的認識中，臺灣是一個有獵人頭習俗的野蠻人居住的島嶼，導致人類學系裡沒有人願意前往臺灣進行調查，鳥居覺得若不去調查非常可惜，於是自告奮勇接下了此重任。或許正因為如此，鳥居行前準備時，獲得了許多良好裝備，可謂條件優厚，於是得以在現地調查時，使用當時非常稀少的照相機。
4度來臺，深入山間展開田野調查
第1次的臺灣調查始於1896年8月，鳥居在基隆上岸，耗費5個月在東海岸進行田野調查。此調查的重大意義在於，當時野外調查的主流紀錄方法是素描，鳥居是第一個採用照相機作為紀錄工具的日本人類學者。但當時並非人人都會使用照相機，因此鳥居在出發前，努力地學習如何操作相機，並且反覆練習。當時的暗箱式相機體積既大且沉，作為底片的玻璃乾版，單張就重達80公克，因為一口氣攜帶了接近500張的玻璃乾版，總重超過40公斤，搬運時非常辛苦。
調查中的鳥居龍藏（提供：古川勝三）
鳥居由基隆――臺灣北部的主要港口――上岸，首先前往台北面見首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其後轉往圓山貝塚進行調查。結束後回到基隆，搭船往南，乘小艇在花蓮上岸，購買食品等物資，經由陸路從富田→瑞穂→玉里→池上→台東，一路南行，沿途針對阿美族、卑南族、布農族進行調查。
其後於返回北部途中，在太魯閣詳實地紀錄了泰雅族的語言、生活型態與習慣。完成調查後，從花蓮回到基隆，踏上歸途，回到日本。鳥居的田野調查工作，持續到同年12月為止，完成了4個原住民族的分類作業。此調查報告提交給臺灣總督府被加以運用，成為臺灣原住民族的珍貴資料。
第2次的調查始於1897年10月，為期3個月。當年6月，鳥居擔任東京帝大理科大學助手，與中島藤太郎――通過報紙公開甄選的人員――一同出發，前往臺灣。此次調查的主要目的在於，前往臺灣東南方的海上孤島「紅頭嶼」（現稱蘭嶼），針對定居島上的海洋民族「雅美族」（達悟族）進行調查。抵達基隆後，前往台北的圓山貝塚、淡水溪沿岸和八芝蘭等地的石器時代遺跡，進行挖掘調查，接著由基隆乘船，直接前往「紅頭嶼」。在島上為期70天的調查活動中，鳥居針對「雅美族」的服飾、住家、傳統拼板舟和捕飛魚、水芋種植等等傳統活動，詳實地留下珍貴的紀錄。
第3次的調查從1898年10月開始，持續到同年的12月，以台東的知本溪以南一帶為主要調查區域，進行原住民族相關調查。經由海路從車城上岸之後，從恆春入牡丹社，針對排灣族進行調查，足跡一路延伸到屏東的楓港到枋寮、丹路，記錄了魯凱族的相關資料後，再由台東出海前往綠島，完成調查之後返回日本。
2年後，也就是1900年，鳥居展開第4次的臺灣調查，那年正是他30歲而立之年。1月時，鳥居與精通原住民語言的助手森丑之助，一同從日本出發，在臺灣持續進行長期的調查直至10月。抵達基隆後前往台北，在總督府會談關於調查活動的計畫，接著轉往澎湖，於馬公上岸。
自馬公搭船抵達台南→高雄→東港。自東港上岸後，轉為陸路前進，路線為枋寮→水底寮→潮州→來義，於此處再次調查排灣族的情況，之後沿著屏東→口社→旗山→松林→六亀→台南的路線，抵達嘉義搜集鄒族相關資料。在此雇用了8名原住民，加上嘉義事務所的池畑，共計11名人員，沿著東埔→集集→竹山→雲林→北斗→彰化→台中→東勢→台中→南投→集集→埔里→眉溪→埔里→東埔的路線移動。
當時臺灣瘧疾、阿米巴痢疾、傷寒、霍亂等地方性流行病肆虐。再加上約有164座超過3000公尺的險峻高山，居住在山裡的原住民沒有文字，更不知道何謂照相，而且習慣以獵人頭作為成人的象徵儀式，因此在當地進行調查工作，必定伴隨著許多困難與驚險。實際上，他們所調查的原住民村落之中，便曾發現超過200個頭蓋骨的棚架。
同年4月，憑著一股衝勁，決定登上3952公尺的「新高山」（玉山），鳥居成為第一個成功登上臺灣最高峰的日本人。雖然說他當時年輕力壯，但其行動力還是令人佩服。攻頂成功後，下山抵達玉里，一口氣北上直達花蓮，經由蘇澳→羅東→宜蘭，從基隆返回日本。鳥居經過這4次的調查，將居住在臺灣山地的原住民分類為9族：泰雅族、鄒族、布農族、邵族、魯凱族、排灣族、卑南族、阿美族、雅美族。田野調查之中，針對原住民族的身體、語言和生活文化進行探究，留下了珍貴的紀錄。此辛勤努力的成果，便是現在留存的824張關於臺灣的照片，時至今日，這些照片都成為可以一窺19世紀末原住民族樣貌的珍貴史料。
踏查足跡遍及世界各地，留下大量珍貴的研究史料
在臺灣本島的調查，不僅限於原住民族。鳥居的圓山貝塚調查，也為臺灣的考古學研究打下了基礎。在臺灣的原住民及考古學的研究者之中，除了鳥居龍藏之外，尚有伊能嘉矩、鹿野忠雄、森丑之助、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馬淵東一、千千岩助太郎、小川尚義、淺井惠倫等人。他們在臺灣原住民尚保有獨特生活習俗的年代，留下了珍貴的文字紀錄和影像，現今的臺灣學術界承繼了這些珍貴的史料。鳥居龍藏所進行的數次臺灣調查，對於研究者而言，無疑是一個意義重大的里程碑。
因此，鳥居龍藏可以說是臺灣原住民族研究的先驅。除了臺灣之外，他也多次前往沖繩、中國、滿洲、蒙古、朝鮮、西伯利亞、庫頁島等地進行廣泛的田野調查。1905年升任東京帝大講師，1921年以「史前滿蒙研究」獲頒文學博士學位，隔年晉升為助理教授，但他在1924年辭職，於自家成立「鳥居人類學研究所」，和他的夫人きみ子（Kimiko）等家人一同在日本與中國各地持續進行田野調查的工作。尤其對於中國王朝之一的「遼」特別有興趣，往後成為鳥居的志業。1939年，鳥居接受哈佛燕京學社的邀聘，與家人移居中國，後因日本戰敗，於1951年返國。1953年1月14日，在東京以82歲高齡逝世。
標題圖片：鳥居龍藏與雅美族的船（提供：古川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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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乾版、 乾板影像再現計畫
Box of photographic plates.
Dry plate, also known as gelatin process, is an improved type of photographic plate. It was invented by Dr. Richard L. Maddox in 1871, and by 1879 it was so well introduced that the first dry plate factory had been established. With much of the complex chemistry work centralized into a factory, the new process simplified the work of photographers, allowing them to expand their business.
Contents [hide]
1Development
2References
3Bibliography
4External links
Development[edit]
Gelatin emulsions, as proposed by Maddox, were very sensitive to touch and mechanical friction and were not much more sensitive to light than collodion emulsions. Charles Harper Bennett discovered a method of hardening the emulsion, making it more resistant to friction in 1873. In 1878, Bennett discovered that by prolonged heating, the sensitivity of the emulsion could be greatly increased. George Eastman developed a machine to coat plates in 1879 and opened the Eastman Film and Dry Plate Company,[1] reducing the cost of photography. A competitor of Eastman in the development and manufacture of gelatin dry plates was the architectural photographer Albert Levy.[2]
References[edit]
Jump up^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History Dept Archived 2010-11-14 at the Wayback Machine. Eastman Dry Plate
Jump up^ Photography and the American Scene. A social history (1839-1889) by Robert Taft
Bibliography[edit]
A Silver Salted Gelatine Emulsion, Richard L. Maddox, (British Journal of Photography, September 8, 1871)
The ABC of Modern Photography, W.A. Burton, (Piper & Carter, London 2nd Edition, 1879)
History of Photography, Josef Maria Eder (Dover Publications, Mineola, NY, 1945)
From Dry Plates To Ektachrome Film: A Story of Photographic Research, C. E. Kenneth Mees, (Ziff-Davis Publishing Company, New York, NY, 1961)
External links[edit]
The silver gelatin dry plate process
Early Photographic Processes - Dry Plates
Contemporary dry plate phot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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